中国邮箱网讯 6月17日消息，一刻起，他就下决心要公开自己的身份。“我没有想要隐匿自己的身份，因为我没有做错。”斯诺登说。
斯诺登将加入丹尼尔-艾尔斯伯格(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者、被基辛格称为“美国头号危险分子”的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员)和布拉德利-曼宁(为维基解密提供机密文件的一名美国士兵)的行列，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告密者之一。他泄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机密文件。
在斯诺登提供的第一份机密资料中，他写道：“我明白我将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如果联邦政府的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阻挡的行政权力被公之于众，我就满足了”。
尽管主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斯诺登反复强调，他不希望媒体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而是应该关注美国政府的监听行为。“我不想要公众的关注，因为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我希望这是一个关于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的故事。”
斯诺登目前人在香港，而在泄露政府机密之前，他申请了一次病假。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不能轻易地将其拘留；而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和国际惯例，华盛顿方面会启动引渡程序。
斯诺登说，他并不害怕公开身份的后果。“我知道媒体喜欢把辩论政治化，我知道美国政府将把我妖魔化。”
斯诺登称，尽管有各种担心，他还是希望自己披露的信息能在美国国内乃至全球引发讨论。“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告诉公众，政府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些什么，有哪些行为违背了公众的利益。”
据《卫报》透露，斯诺登有着“舒适的生活”，他的年薪大约为20万美元，在夏威夷跟女友共同生活。他有稳定的职业生涯，还能跟家人在一起。在这样舒适的生活中，他却选择了向媒体揭秘。“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一切，因为看到美国政府利用这种庞大监视体系来破坏隐私、网络自由和基本自由权利，让我的良心非常不安。”
三周前请病假逃到香港
三周前，斯诺登做了最后准备，这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爆炸新闻。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夏威夷分局，他拷贝了准备公开的最后一系列文件。然后他跟上司说，他需要请几周病假来治疗癫痫症，去年他发作了几次。简单收拾好行李后，他告诉女友，他将离开几周时间，但他并未详细解释原因。“对一个在情报领域工作了近十年的人来说，这是很平常的。”
5月20日，他登上了一趟飞往香港的航班。他选择香港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允许言论自由、对政治异见人士友好的地方”，还因为他相信香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并愿意违抗美国命令的地区。
斯诺登抵达香港后，大多时候躲在饭店房内。“我至今只外出过3次。”他说。他住在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The Mira Hotel)，吃饭也在房间里吃，他已经收到一张大额催款单。
斯诺登非常担心被刺探。他在房门口摆了一排枕头以预防被窃听。他输入密码时，用红布盖住头和笔记本电脑，以防被隐秘摄像机探测到。
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这听起来像妄想狂，但斯诺登有理由感到担心。他在美国安全部门工作了近十年。他知道美国最庞大和最秘密的监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都在寻找他。
由于他公开的文件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斯诺登经常看电视，还密切留意网上动态，听说了来自华盛顿的各种威胁，美国司法部门甚至誓言要对他进行起诉。
斯诺登很清楚美国当局有先进的高科技，他也很清楚他们要想找到他并非难事。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已两次前往斯诺登在夏威夷的家，并跟他的女友联系，不过他相信这是因为他旷工，而非因为怀疑他跟文件泄露有关。
自认余生将会生活在恐怖中
“我面临的所有选择都很糟糕。”他说。美国可能会开始针对他的引渡进程，对华盛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漫长的和不可预知的过程。或许其他国家政府会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将他视为获取信息的来源。或许他会直接被抓回美国。
“是的，我也许会被交给中情局。我可能会被人跟踪，或者被任何第三方的人带走。他们(中情局)和许多国家合作密切，或许他们会买通帮会，或是让他们的特工介入。”斯诺登说。
“这条路上面就有一个中情局行动基地———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内———我相信，他们下周将会非常忙。我的余生将会生活在恐怖中，不管我接下来还能活多长时间。”
对于奥巴马政府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起诉告密者的行为，斯诺登表示预计美国政府会使用各种手段惩罚自己。“我不害怕，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他说。
斯诺登预计，美国政府将发起一项调查，然后称自己违反了《反间谍法》，并帮助了国外敌对势力。
在《卫报》数小时的采访中，斯诺登只在被问及自己的决定对亲人的影响时流露出情绪，泪水开始在眼睛中打转。他很多亲戚都为政府工作。“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会给我家人带来伤害，我不能再提供什么帮助了。这使我彻夜难眠。”他眼含泪水说。
是个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的IT高手
斯诺登并不相信美国政府对他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伊丽莎白市长大，后来搬往马里兰州，靠近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米德堡的总部。
斯诺登承认，自己从来都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学生。为了拿到高中文凭的必要学分，他在马里兰州一所社区大学学习计算机，但最终未修完课程。他后来拿了一个G ED文凭(为衡量是否达到高中同等学力水准而设的普通教育水平测试)。
2003年，爱德华-斯诺登应征入伍，并接受了一项加入特种部队的训练。当时他的原则和他今日的信条一致：“我希望参加在伊拉克的战斗，因为我认为自己作为人类一员，有义务帮助人们摆脱压迫。”
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自己对战争目的的信仰如何很快就崩塌了。“大多数来培训我们的人，似乎都在鼓励杀戮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别人。”他说。当他在一次训练事故中摔破双腿后，就退出了培训。
在那之后，他得到了自己在美国国家安全局里的第一份工作：在国家安全局设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处秘密设施当保安。之后，他又调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IT安全方面的工作。虽然爱德华-斯诺登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但他对互联网的了解以及他在电脑编程方面的才华使得他提拔得特别快。
在情报机构见闻导致信仰幻灭
到2007年，美国中情局把爱德华-斯诺登派驻瑞士日内瓦，以外交人员身份作掩护。爱德华-斯诺登负责维护电脑网络安全，这使得他有权限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文件。
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三年里，他一直都在CIA官员们身边工作，导致他开始严重质疑自己所看到的事情的正当性。
他描述了CIA特工们如何制造一起事故，以试图招募一名瑞士银行家，目的是从他身上获取秘密银行信息。当时，CIA的人故意让那个银行家喝醉了，然后怂恿他自己驾车回家，当这名银行家因醉驾被捕后，一名卧底特工就开始以交个朋友的名义出现替他摆平此事，于是，友谊的纽带结成了，最终招募也成功了。
“大部分我在日内瓦的所见所闻，让我对美国政府职能及其在世界中的影响彻底幻灭了，”爱德华-斯诺登说，“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而它所做的事情，弊远远大于利。”
爱德华-斯诺登说，他被CIA派驻日内瓦期间，曾第一次想到了要揭发政府的秘密。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这么做，原因有两个。
首先，他说：“中情局的秘密大部分是关于人而非机器或系统，一想到揭秘行为可能会危及到具体的人我就感觉不舒服。”其次，奥巴马在2008年的大选给了爱德华-斯诺登希望，也许会有真正的改革，而不需要非得披露出来。
爱德华-斯诺登2009年离开美国中情局，去到一名私人承包商那里工作，他被派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处海外设施，该设施位于日本的一个军事基地中。然后，他说自己“看到奥巴马反而强化了那些他认为该废止的非常政策”，结果，“我也变得强硬起来”。
这次经历给爱德华-斯诺登带来的首要教训就是“你不能坐等别人采取行动，我一直寄望于找到个领军人物，但我意识到，领导力就是要成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爱德华-斯诺登认识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活动是多么地耗时，指出“他们一心想知晓全世界的每次谈话、一举一动”。
对揭秘产生的影响感到满意
爱德华-斯诺登称，自己曾认为互联网“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当年，作为一名青少年，他曾花数天时间“向人们描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各种情况”。
但如今他认为，互联网的价值，以及基本的隐私，正被无所不在的监控迅速破坏。“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不想生活在一个不给知识探索和创造力留空间的世界。”
一旦他得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网很快将成为不可撤销的”这个结论，他说，采取行动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爱德华-斯诺登指出，“他们正在做的”构成“对民主的现实威胁”。
尽管爱德华-斯诺登的信念十分坚定，但仍难免让人这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放弃自己的自由和优越的生活方式？“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是为了钱，我可以把这些文件出售给任何国家，得到非常多的钱。”
对爱德华-斯诺登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说：“政府授予自己无权享有的权利，同时缺乏公共监督。结果就使得像我这样的人无法超越他们允许的范围。”
爱德华-斯诺登对互联网自由的忠诚体现在他笔记本的胶贴上———一个是“我支持在线权利：电子前沿基金会”，另一个是“T or项目”，一个为互联网用户提供匿名交流服务的在线组织。
当被记者问到他如何证实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以确保他不是幻想出这一切，爱德华-斯诺登没有任何犹豫，立即给出了自己的个人资料，从他的社会安全号码到他的美国中情局ID，再到他过期的外交护照，毫无掩饰，记者问到任何他个人生活的问题，他都会回答。
爱德华-斯诺登是个安静、聪明、随和、谦让的人。当谈到监控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时，他似乎最开心，不过那种层次的技术细节大概只有资深通讯专家才能理解了。但当他谈及隐私的价值以及该价值被情报机构的行为不断削弱时，爱德华-斯诺登反应十分强烈。
他的态度是冷静和放松的，但当他不得不躲藏起来等待酒店房间的门被敲响的时候，又表现出可以理解的焦虑不安。终于，火警警报停止了。“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他说，暴露了自己的焦虑。他不知道这是否真的火警，抑或只是一次火警测试，或者是C IA的一个伎俩，目的是逼他跑到街上去。
散落在床边的是他的手提箱、沾着剩饭的客房服务餐碟和一本《钓鱼者》(又译《大权在握》)，那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传记。
自从相关报道上周陆续出现在英国《卫报》以来，爱德华-斯诺登就开始警觉地看电视、浏览互联网，以查看他的揭秘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他似乎还算满意，他渴望的引发的争议终于发生了。
他躺下，用枕头撑起上半身，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 N)的主持人沃尔夫-布利策去问一个评论小组有关政府侵扰的问题，咨询他们对于谁是泄密者有何看法。在8000英里之外，泄密者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讨论。
不知前路如何希望获冰岛庇护
爱德华-斯诺登说，他钦佩的人是埃尔斯伯格和曼宁。但是斯诺登强调，在他和军人之间有重要区别。巧合的是，曼宁的审判和斯诺登开始向媒体泄密，发生在同一星期。
“我仔细评估每一份决定披露的文件，以确保每份文件的披露在公共利益方面的合法性，”他说，“这里有各种不同的文件，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我没有披露，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去伤害人。”
爱德华-斯诺登说，他特意选择那些判断力值得信赖的记者，这些记者知道哪些应该公开，哪些应该继续保密。
至于自己的未来，爱德华-斯诺登没有明确的概念。他希望通过公开秘密而产生一些保护，使得“他们更难抹黑”。
至于寻求庇护的可能性，他认为最有希望的是冰岛———鉴于其互联网自由全球之冠的美誉———冰岛在他名单的首位。他知道那或许将证实一个未了的愿望。
但是，在经历了由其导致的激烈争执争论后，他的长征故事才刚刚走完第一个星期，“我感到满意，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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