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涵涵(职员)：由于恶意软件及恶意程序推广的法律风险比较低，且易获暴利，直接破坏了健康的互联网生态。无奈的是，这类推广方式，即使网络安全从业人员，也很难监测到相关安装轨迹，难以固定证据进行维权，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机“兴叹。而且，强制安装程序既违背了行业的准则和商业道德，也违法了信用原则，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此种“流氓”行为容易引发不良示范，一旦合法经营企业发现恶意软件抢占了市场，很可能把自己的软件也变成恶意软件，从而劣币驱除良币，最终将影响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

“流氓软件”泛滥成灾，监管不可“默认“和姑息，必须给其套上法律笼头。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完善市场监督，增强互联网行业的自律和他律，依法约束、规范和处罚企业违规行为。只有法律强力“卸载““流氓软件”，才是全面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杀毒路径”。

然玉（媒体评论员）：流氓软件，业已成为某种 “上下相蒙”产业骗局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骗局中，流氓软件负责强迫用户不断下载的多余软件；而由此所增加的“无效装机量”，又会反过来变成相关软件产商骗取广告投放和投资人出资的“耀眼成绩单”。可以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分工协作的连环骗局。终端的消费者，与上游的资本力量，乃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受害者。

明乎此，我们便很容易发现，现阶段法律关于“流氓软件”的表述，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即，更多只是将之视作“侵犯公民知情权、选择权”的琐碎案例，而未曾意识到其所给市场秩序带来的系统化危害。

只有充分意识到流氓软件的整体危害，才能有动力去调整立法表述、去强化日常执法。也唯有如此，才可从而避免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业风气，蚕食掉健康的市场的价值判断与竞争秩序。

杨燕明（职员）：说到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个案例：一是去年9月，深圳有消费者就“流氓软件”的问题起诉过手机商，但全部诉讼请求均被法院驳回；二是上海消保委近日提起公益诉讼，将两家公司捆绑销售应用软件又不告知消费者的行为告上法庭，这获得中消协的支持，也获得立案。由此可见，在面对“流氓软件”时，个体的努力仍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消协这样的组织“发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正义。

就如今而言，案件仍然没有审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比起个体的“单打独斗”，公益诉讼帮消费者撑腰，显然更值得期待。

郭元鹏 （电视编辑）:流氓软件的存在，作为管理部门的工信部是一清二楚的。既然知道了这些流氓软件的存在，工信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工信部经常引导企业开发一些可以拦截流氓软件的软件。除此之外，还对开发抵御流氓软件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进行资金奖励。为了抵御流氓软件，还设立了专门的科研资金，用于开发抵御流氓软件的软件。按说，工信部也是有作为的。用技术手段拦截流氓软件，就可以减少流氓软件侵入的成功概率。但是，这种依靠技术的抵御，也仅仅是一种防范。

治理流氓软件，不能只是用技术抵御这些软件，关键是要让软件背后的“流氓”付出代价。既然知道了哪些是流氓软件，是哪家公司的软件，工信部就别手软了，拿出警方查处快播的劲头去行动吧！

文章来源：网易科技